她走的那天，北京城雾霭沉沉。病床前的小录音机里还循环播放着《九九艳阳天》，那是她六十年前一唱成名的曲子。女儿黄珊说，母亲昏迷前最后一句清醒的话是：“别忘了给柳堡的乡亲们寄月饼……”可这话没头没尾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去年十一月过生日时，她拉着老搭档张勇手说：“咱们得活到一百岁，把《柳堡的故事》被删减的镜头补拍完。”当时在场的人都笑了，觉得老太太又说糊涂话。可她现在永远停在了九十二岁，带着那些没人知道的秘密。
葬礼上来了个奇怪的老农，从江苏坐二十小时硬座赶来，手里攥着发黄的电影票根——1957年《柳堡的故事》首映场。他说：“我这辈子等了六十年，就想亲口告诉二妹子，当年她掉在河里的那条红头巾，是我捞起来的。”可是这话，陶玉玲永远听不到了。
展开剩余74%记得第一次见王苹导演时，我正顶着肿成桃子的麦粒肿在舟山群岛演出。导演从北京追到南京又追到海边，看见我就说：“就是这姑娘，脸上挂着糖霜呢！”后来拍戏时她总喊：“二妹子，再加点糖！”我就知道要露笑脸了。
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表演，就知道割稻子把手割出血口子，撑船掉进河里三次。制片主任急得跳脚，说我比柳堡本地人还像柳堡人。其实我是怕啊，第一次演电影，怕给部队丢脸。
电影里月下递水那场戏，廖有梁饰演的副班长李进手抖得厉害，导演说正好符合剧情。没人知道那是因为头天晚上我俩偷喝老乡家米酒壮胆，让指导员抓个正着。
周总理第一次见我时说戏演得好但不能骄傲。我哪敢骄傲啊，电影放完后收到整整一麻袋求爱信，还有人说非要娶二妹子不可。组织上让我把信都烧了，倒是黄国林那家伙，偷偷留了一封塞在军装口袋里半年。
特殊时期下放南通当工人，每天搬完晶体管箱子，夜里就着煤油灯给工友们演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。演到春妮给陈喜写信那段，台下老钳工突然嚎啕大哭，说他老婆去年也是这么跟他离的婚。
查出癌症那年，医生说要从我脸上开刀。我跪着求他们从嘴里动手术，好歹留张整脸还能演戏。结果上颚全挖空了，四个月说不出话，老黄天天熬中药用鼻饲管一滴一滴喂我。
前年拍《靠近我，看见你》时，我非要重现在柳堡撑船的镜头。剧组小年轻吓得脸发白，生怕我把假牙掉河里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我夜里偷偷练了三个月划桨，把家里的浴缸都敲裂了。
去年百花迎春晚会，田华大姐拄着拐杖来后台找我，非要比谁唱的《九九艳阳天》调门高。九十四岁的人了一开嗓还是当年那个金环，我在旁边看着看着就哭了。
两个月前住院，查房的小护士问我保养秘诀。我让她摸我手心的茧子，那是当年在八一厂给年轻演员缝戏服留下的。我说这比什么护肤品都管用，为人民服务的人永远年轻。
现在想想最对不起的是大女儿。那时下部队演出三个月没回家，接到电报说孩子发烧也没当回事。等赶回去时只见着小棺材，她爸蹲在门口把军装肩章都扯碎了。
去年回柳堡看女子民兵班，那些姑娘们现在都会开坦克了。她们叫我老班长，其实我连枪都不会打。但每次听她们喊“二妹子”，就觉得这一辈子值了。
老黄走前塞给我个铁盒子，里面是六十年来我所有剧照的剪报。有些报纸都发霉了，可每张照片底下他都用工整小楷写着拍摄日期和天气。最后一张是去年生日合影，他写：“今日晴，玉玲九十一，我九十四，仍能并肩。”
现在他们说我是什么表演艺术家，可我总觉得还是当年那个撑船会掉河里的二妹子。就是脸皱了点，头发白了些，但心里头那点甜味，好像一直没变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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